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lshwzcbj.hunan.gov.cn 时间：2007-07-02 08:27
前言：自人类诞生之日起，饥饿便成为一柄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至100万年前出现农业社会后，饥饿的矛盾才稍有缓解。然而缓解并不等于消除，100万年过去了，今天的现实依然是：全世界有88个国家处于缺粮状态，有8.4人每天在饿着肚子。粮食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沉痛至极，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几乎每一页都能找到“饥荒”的字眼。今天的中国人有13亿之巨，粮食问题尤显严峻。美国经济学家布朗为此提出：谁来养活中国？幸运的是中国有许多科学家在默默地用行动对此作出回应，其中有两位，一位是在南方做杂交稻研究的袁隆平，一位是在北方做小麦育种研究的李振声，俩人被业内尊称为“南袁北李”。他们在田间奔波了几十年，都为追求一个共同的梦想：让所有人都远离饥饿!
袁隆平：让所有人都远离饥饿
有一个叫曹宏球的湖南农民，用自己多年辛苦劳动所得的5万元人民币，请人雕刻了一尊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白玉雕像，然后供奉在家，像当年朝拜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天天朝拜。这个被雕刻成白玉雕像的人，就是袁隆平!
1982年，国际水稻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称他为“杂交水稻之父”!但袁隆平觉得，一个人的头衔并不重要，重要是你干了什么。他说，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田里种了一辈子稻子的人!尽管他早已名扬天下，但他的立场、情感都是在老百姓这一端。
袁隆平之所以一辈子考虑的都是粮食问题，源于他早年的饥饿体验。1953年，袁隆平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后来到湖南安江，在农校当了一名教书匠。安江地处深山，偏僻贫穷，尽管有良田千亩，可这儿的农民，祖祖辈辈在田里辛勤劳作，依然摆脱不了饥饿—每年春荒时节，一天只能喝上一碗稀粥!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初，当大饥饿像瘟疫般降临中国时，袁隆平亲眼看见过因饥饿而死的人的尸体!他的心里受到很大的刺激。之后，如何不让老百姓挨饿，如何让粮食增产，成了他毕生追求的梦想。
然而，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路程充满了曲折和艰险，伴随他的只有饥饿与孤独。在教学之余，他一边偷偷地阅读一些理论书籍，一边做试验，比如把番茄嫁接到马铃薯上，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效果都不理想，当代的性状没有在下一代得到遗传。1961年，他在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植株高大、穗大粒多，犹如鹤立鸡群，杂交优势十分明显，可是，当时的经典遗传教科书上说，稻麦等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会退化，杂交也没有优势，他觉得这种论点与实际中观察的现象不符合。为了探明究竟，袁隆平做了多次试验，结果证明，水稻与玉米等异花授粉作物一样具有强大的杂种优势。1964年，他坚定了信心，开始杂交水稻的研究和培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百张批袁的大字报刷满了学校的墙内墙外，“黑崽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臭老九”等帽子扣在他的头上。有人指责他的理论是对遗传学的无知，有人骂他是“科技骗子”，有人捣毁了他的试验田，有人砸烂了他培育杂交水稻秧苗的60多个坛坛罐罐!他顶着“文革”的具大压力，从1964年到1970年，6年时间里不计个人得失，只管埋头耕耘，他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次杂交试验，进行了无数次杂交试验。后来有人说，这是人类进行水稻革命最有意义的6年，其难度之大，压力之大，条件之差，时间之长，超过了居里夫人对放射元素镭的探索!尽管如此，他和助手还是没能找到一株不育株和不育度达百分之百的雄性不育系。袁隆平决定调整研究方案，得出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
为了寻找野生稻，袁隆平来到海南。1970年10月的一天，他的助手终于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取名为“野败”，这给杂交水稻的研究打开了突破口。其后，袁隆平毫无保留地将“野败”送给全国18个研究单位，在共同努力下，1973年突破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1974年和1975年江西、福建、广西、湖南等省区分别从数以千计的杂交组合中选配出1—2个强优组合，其中，袁隆平育成了第一个在大面积生产应用的强优先锋组合“南优2名”。1975年冬，国务院做出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随后出现了千军万马下海南的局面，为1976年在全国大面积试种推广提供种子做好了准备。1976年杂交水稻示范在上年种植5600多亩的基础上，一下扩大到208万亩，杂交水稻在全国范围的应用拉开了序幕。
袁隆平在三亚搞育种时，总是带着铁桶、草席、蚊帐，每次一到，先提一桶冷水冲掉身上的汗，再卸一块门板，铺一张草席，挂一顶蚊帐，便和当地的农民睡在一起。为了防止田鼠偷吃稻种，有时还要睡在稻田里，所以半夜常常还要爬起来驱赶田鼠和蚊子。10年间，袁隆平体重下降了30斤，7个春节都在三亚度过，两个儿子出生时他都不在产房而在稻田，甚至父亲病故也未能送终。值得欣慰的是，截至2006年，他研发的杂交水稻全国累计种植面积达56.4亿亩，累计增产水稻5200多亿公斤，湖南的老百姓把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称之为“幸福稻”，甚至一位老农还说：“我们现在能填饱肚子，全靠‘两平’—邓小平和袁隆平!”
不过袁隆平心里清楚，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多，粮食问题将继续困扰着人类。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的人口将增至90亿，2050年将增至100亿!而中国的人口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到2040年，中国的人口至少增至15.6亿!而地球上可耕地资源的开发和开采，早已超过限度，随着水土不断流失，环境资源更加恶劣，粮食的生产将大打折扣!国际水稻研究所早就发出警告，亚洲国家到2025年将面临严重缺水，人均可用水量将减少40-60%，中国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13个缺水国家之一；同时中国的土地沙漠化每年正以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不少土地带病生产，若不及时治理，有朝一日将寸草不生!
中国还是一个耗粮大国，一是中国人每天要吃粮15亿斤，二是食品加工业每天要耗粮数亿斤!与人类竞相耗粮的还有老鼠!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有1/10的粮食被老鼠吃掉!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国农田鼠害面积已高达四亿亩!为此，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先生针对中国未来的粮食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他说，正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向工业化社会并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将给拥有57亿人口的星球带来巨大的生态冲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安全”的定义，因为食物匮乏和经济不稳定带给我们的威胁，将比武力侵略更为可怕。甚至布朗先生还向世界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问题：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对袁隆平来说，最好的外交辞令便是行动。他要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1996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850亿公斤，比1995年增产3.4%，增产超过200亿公斤!10年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推广了1.6亿公顷，增产稻谷2.4亿吨，相当于每年增加了一个中等省份的粮食产量。多年来，袁隆平一直从事“杂交水稻”品种的研究，使得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已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50%以上。2000年培育出了亩产7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品种，2004年又培育出了亩产800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品种。据袁隆平估算，中国目前的杂交水稻播种面积大约为2亿多亩，如果都能改种超级杂交水稻，每亩可增产150公斤，新增产量可多养活7500万人。而且，杂交水稻还在世界20多个国家得到推广应用。于是，日本人说：“中国的杂交水稻给日本带来了风暴!”美国人说：“杂交水稻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做出的第五大贡献!”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汤·巴来伯格说：“袁隆平在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同时，他给那些保守者上了一堂很有价值的课，这就是怎样在农业科学事业上去创造功绩。他把西方抛在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交优势的伟大科学家!”中国的计算机专家李国杰则说：“袁隆平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亚于‘两弹一星’!”此外，从1981年起袁隆平先生还先后获得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2001年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与保障奖”、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世界粮食奖”等国内外大奖。
然而，袁隆平的眼睛并没有停留在奖杯上，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看重的是科技成果，而不是社会头衔。他淡泊名利，淡泊地位，远离世俗，远离官场，与粮食无关的事能推就推，能不沾就不沾。他曾先后辞去各种头衔。他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这个事对一些人来讲是好事，可以名利双收，但我这个人就怕出名，因为出名之后，我的自由度越来越小，从事水稻研究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他不希望社会为他编织更多的神话，只想为老百姓的饭碗多添点粮食。他长年累月，粗茶淡饭，深居简出，下雨不打伞，出太阳不带草帽，生活上从不讲究。他最贵的一套衣服800多元，是为到北京领奖才买的。他性格洒脱，无拘无束，风趣幽默，兴趣广泛，是个真正的“老顽童”。
如今，袁隆平已经77岁了，可他依然神采奕奕，壮心不已。采访中他对我说：“我是77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说罢仰天大笑!他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去田间散步；9点到办公室，投入工作；中午睡上一个小时，雷打不动；下午打一个小时的气排球；晚上按摩一个小时，既是享受，又能静静思考；晚上12点准时上床，看半小时书，闭眼睡觉。目前，袁隆平领导研究的中国“超级杂交稻”项目，正朝着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推进；他希望通过实现“种三产四”—种三亩地产四亩地的粮—来帮助中国农民早日致富；他计划在五年内，让中国6000万亩农田产出8000万亩农田的产量。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超脱可以舍弃，唯有杂交水稻是他心中永远的上帝!他说：“我这一辈子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把杂交稻推向世界，造福全人类；一个是把‘第三期超级杂交稻’搞成功，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和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我这人就是这样，常常是攀上了一个高峰，又想攀上更高的高峰，没办法，我的天性就是如此!”
我以为，中央电视台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为他所写的颁奖辞，是对他最好的褒奖：“袁隆平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贵。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都远离饥饿。”
李振声—麦田的守望者
2007年4月25日上午9点，按约定的采访时间，我准时走进李振声院士家。李先生的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两个字：朴素!但这个朴素的家里却有一件常人无法拥有的无价之宝，这就是他在2006年度获得的“中国最高科技成果奖”奖状!该奖奖金500万人民币，按规定，其中450万用作由获奖人自主的科研经费，剩下的50万则归个人支配。但李先生却把这50万全部捐给了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用于青年科技者的助学基金。谈及此事，李先生平静而淡定，说自己一生与世无争，平平静静，粗茶淡饭，生活上已经很知足了。
谦谦君子，一介布衣，这便是李振声院士。
李振声先生一生追求的梦想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之所以有这个梦想，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我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对农业比较熟悉，1942年山东大旱，我挨过饿，知道粮食的珍稀、可贵。”那一年，他11岁，第一次面对饥饿，亲身体验了以糠窝窝头和榆树叶充饥的味道，同时看到了父老乡亲面黄肌瘦、步履艰难的情景，“饥荒”给人们造成的威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上父亲患了严重的胃病，李振声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中药店为父亲拎回一包药来。不幸的是，在他13岁那年，父亲便去世了。这之后李振声靠着哥哥和亲威的帮助，一直坚持读到高二。但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辍学了，想在省城济南找份工作。一天，他在街上看见一张山东农学院的招生广告，说可以提供吃住条件，他决定试一试。没想到这一试，竟“试”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在他进入山东农学院后，努力学习并立志要学以致用，在增产粮食上有所作为!
1951年，李振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惊喜。这期间他还有幸听到了华罗庚、钱三强、艾思奇三位大师的科学报告，这对他后来做人做事大有裨益。1956年，李振声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背起行囊去了陕西的一个小镇杨陵，从此开始了对小麦育种的潜心研究。而就在这一年，陕西和黄淮麦区发生了严重的“小麦条锈病”，造成小麦大面积减产，一般减产20-30%，最严重的达到50%，甚至有的地方绝收。李振声说，那时要是穿条黑裤子在麦地里走一趟，就会变成黄裤子。当时全国的粮食总产只有2000多亿斤，因条锈病危害就减产100多亿斤，占了1/20。周恩来总理为此都发话了：“要像治癌症一样治理小麦条锈病!”
导致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原因是，条锈病菌变异速度快，据全世界25个国家统计，“小麦条锈病”的病菌，平均5年半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而要培育一个抗病的小麦品种至少需要8年!小麦育种的速度赶不上病菌变异的速度，因此攻克“小麦条锈病”，成了当时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面对这一生产中的困难，李振声产生了通过远缘杂交，将牧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因为他在北京从事过牧草的研究，收集、整理、研究过800多种牧草，发现其中有些禾本科牧草的抗病性很强。这一想法得到了植物学家闻洪汉教授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歧教授的支持。
李振声提出上述设想的根据是，现在我们种植的普通小麦本身就是远缘杂交的产物。小麦进化史的研究已经证明，公元9000年前，人们已开始种植“一粒小麦”，这种小麦在每一个小穗上只结一粒种子，因此而得名。后来，一粒小麦遇到了一种田间杂草—“拟斯卑尔脱山羊草”，两者发生了天然杂交，然后形成了“二粒小麦”，即一个麦穗上结出了两粒种子，产量提高了。再后来，即公元5000年左右，“二粒小麦”又遇见了另一种田间杂草—“粗山羊草”，并与它发生了第二次远缘杂交，之后经过对其杂交种的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才形成了现今种植的普通小麦。这第二次杂交的结果，不仅使小麦的产量进一步提高，而且还彻底改变了小麦的祖先—“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的面粉品质，让小麦的面粉可以“发面”了!我们今天吃到的“发面”馒头和面包，靠的就是“粗山羊草”贡献的基因。李振声通过人工远缘杂交进一步提高小麦的抗病性的设想，就是小麦自然进化的继续。
但是，远缘杂交，就像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没有生育能力一样，要让小麦的后代获得牧草的抗病基因，并非易事。第一年，李振声选了12种牧草与小麦杂交，却只成功了3种。从多方面对这3种杂种进行比较研究后，从综合起来看，他认为长穗偃麦草的后代表现最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便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了长穗偃麦草上。李振声是个认准了理就要干到底的人，所以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9年，才将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成功地转移到了小麦身上，培育出了“小偃6号”等一系列优良的抗病新麦种，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在“小偃6号”推广后，又被育种家看中，作为骨干亲本与其他小麦品种杂交，衍生出新品种50多个，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逾150亿斤!由于小偃麦系列品种的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于是黄淮流域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偃。”
“小偃6号”的成功，并未让李振声停止探索的脚步。他觉得20年的育种过程实在太漫长了，于是开展了以缩短远缘杂交育种时间为主要目标的小麦染色体工程研究，利用从小偃杂交种后代中发现的蓝粒小麦，创制了“小麦蓝粒单体系统”、“自花结实的小麦缺体系统”和快速选育小麦异代换系的新方法—缺体回交法。用这种方法，只花了3年半的时间，便育成了小麦-黑麦异代换系-“代96”，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和实用化开辟了一条新途径。1986年，在美国遗传学会主席西尔斯等科学家的支持下，李振声在西安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他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好评。
李振声对中国的粮食发展问题始终给予密切关注。2004年，当中国粮食出现连续五年下滑时，他应邀在“人文论坛”上发表了“粮食恢复性生产时不我待”的讲演：“我国粮食产量1988年是10245.9亿斤，到2003年已下降到8613.4亿斤，5年减少了1632.5亿斤，人均粮食从821斤下降到667斤，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后退了20年。”并在分析粮食减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争取三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产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李振声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和农民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粮食来之不易!”的确，迄今为止他为粮食问题已经苦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他的心始终贴着土地，贴着农民，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为了自己的那份梦想，像一个守望者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坚守在麦田。在陕西蹲点的几年中，他曾经吃过120家农民的饭。所以他知道农民想什么，要什么。比如，在稳产和高产问题上，农民总是要求两者兼顾而把稳产放在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农民种粮必须年年丰收才能保证不饿肚子。作为一个科学家，李振声的小麦育种方向总是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客观规律来确定的。因为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8年，倘若方向一旦错了，就会贻误时机。在育种方向确定后，李振声便数十年如一日，把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做这件事情上。因此，如果说李振声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主要有两点：一是甘于寂寞，埋头耕耘，与世无争；二是认准目标，持之以恒，倾其一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两类，一类沉迷书斋，一类坚守田野；一类在理论上拼取桂冠，一类在实践中创造硕果。李振声属于后者。他今年已经76岁了，依然保持者自己做人做事的一贯风格，就像贴在家中的自律格言一样：“做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每天依然早起晚睡，分秒必争，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粮食的发展。他说：“今后要在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上、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上下大工夫，多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科研成果，用科技造福农民、造福社会!”或许正是有了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有了这种以民意为本，以土地为根，让天下所有人都不饿肚子的人生坐标，他数十年来在寂寞枯燥的小麦实验田里才会心静无尘，守望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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